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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7年,保定农村小伙用结婚钱买了5张烈属证,耗时13年物归原主
      发布时间:2022-07-18 11:20      作者:admin      点击:

1997年8月的一天,在河北保定的一处古玩市场里,一个叫李红旗的农村小伙拉着未婚妻徐艳华的手,在一个摊位前迈不动步了。

李红旗的这个举动,可把徐艳华给气坏了,这次他们进城来是带着重要任务的,那就是购置结婚时用的东西,都知道结婚是一件麻烦事,烟酒糖茶样样少不了,光是买这些东西就够头疼的了,还流行“三大件”,比如买个电视机、洗衣机、电风扇这些东西。

别人的对象结婚的时候是忙前忙后,自己的对象李红旗明明是一个小伙却像一个老大爷,还没结婚就爱往古玩市场跑,这次来是要买很多东西的,可是偏偏李红旗不靠谱,来到古玩市场就说进去走一圈,这一圈虽然不大,架不住他走得慢啊,三步一驻足,两步一回头。

在一处卖各种书本旧物的摊位前,干脆就不走路了,原来,他是被摊位上几张烈士家属的证明书给吸引住了。

李红旗虽然不是专业的文物贩子,但是也算是发烧友,一看这发黄的烈士家属证,就知道这玩意有年头了,闻起来还有一股书籍发霉的味道。

他数了一下一共是5张,在5张证明书旁边,还有一份唁电及一本油印的《全军第二次作战回忆录》。

李红旗仔细地端详,发现这5张烈士家属证明书均是志愿军38军于1951年7月签发的,上面还有“机密”两字,并盖着小红戳,以及当时军长、政委等领导的签名。

李红旗知道,这东西可不是一般的物件,于是问摊主:“老板,您这物件哪来的?”

摊主一脸神秘地说:“我看你也不是个雏,这行的规矩不知道?东西别问出处,问就是十年起步!”

一句话给李红旗整不会了,悄悄靠近摊主的耳朵说:“大哥,实不相瞒,我不太懂这个玩意,怕买到假货。”

摊主为了证明这是真东西,当即也顾不上“行规”了,看了看左右没啥人,然后压低声音说:“听说是从一个换防部队的旧仓库里淘弄来的,具体就不清楚了,肯定是真的。”

听了摊主的这番话,李红旗当即感觉这东西一定是真的,为什么呢?因为当时只要有点军事常识的都知道38军军部驻扎在保定。

在肯定了东西是真的后,李红旗就开始询问摊主的价格,摊主直接伸出一巴掌,在一旁早已不耐烦的徐艳华以为这些东西要5块钱,当即对李红旗说:“5块钱够买糖果的了,你可要打住啊!”

摊主一听乐了,他笑着说:“妹妹,我说的是500块,而且是一张纸的价格。”

这一下子可把李红旗和徐艳华两个人给镇住了,徐艳华没有想到这玩意竟然值这么多钱,而李红旗虽然对高价格有一定准备,但是也没有想到会贵到这样离谱。

要知道,在1997年时,在岗职工人均工资也就五六百块钱,如果买5张的话,那就是2500元,相当于一个在岗职工小半年的工资了。

为了结婚购置东西,这次进城,父母总共就给李红旗带了不到3000块钱,想让他把婚礼办得漂漂亮亮的。

可是,此时的李红旗却像着了魔一样,总感觉这些东西的价值远远高于2500元,就有点动了心思。

看着李红旗的样子,徐艳华知道这小子是要犯浑了,跟他搞对象开始,她就知道李红旗这个人哪都好,就是犟,只要打定主意的事情就一定要去做。

但是她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劝李红旗说:“这东西咱不能买,一来是太贵了,如果买到假的就赔大发了,二来咱们马上就要结婚了,买这些东西不吉利,咱们还是去买喜糖什么的吧!”

摊主看李红旗是真想买,担心被他女朋友劝走了,当即来了一副“猛药”说道:“你要是把这5本烈士家属证明书都买了,我就把这份唁电和这份《全军第二次作战会议录》送你。”

这一句话,让李红旗彻底丧失了理智,不顾未婚妻的反对,也不考虑不买东西怎么结婚的事情,当即掏出2500元给摊主,然后拿着东西就往家走。

徐艳华一边走一边哭,嘴里还嘀咕着:“这婚没法结了。”

回到家里,李红旗没敢告诉父亲,而是把东西悄悄锁在柜子里,可是这么大的事,哪里能够瞒得住,很快父亲就从徐艳华那里得知了儿子的荒唐事。

父亲也感觉荒唐,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这么值钱,让儿子这样着迷呢?

当他看到儿子巨资买来的东西后,也开始研究了起来,像他这么大岁数的人,正好出生在抗美援朝那个时代,村子里很多上过朝鲜战场又复员回来的人,他小时候还经常听那些老兵给他们讲述战场上的故事。

在仔细研究了一番后,他发现在这些“革命烈士家属证明书”上,清楚地写着烈士的姓名、家乡地址和牺牲的时间地点。

他在想,1951年颁发的证书,为什么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0多年,还没有发送出去呢?如果这些证书没有送到家属手中,他们的家属知道亲人战死的事情吗?

经过慎重的思考后,他把儿子李红旗叫到身边说:“这些物件属于那些烈属,咱不能据为己有,更不能用来赚钱,应该还给人家!”

李红旗想要买这些东西的初衷是这些东西肯定值钱,放到家里收藏起来,以后肯定会增值,如果给了烈士家属,那他这2500块钱不是打了水漂?

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,父亲再三劝说李红旗,一定要把人家的东西还回去,搞得李红旗也不耐烦了就说:“快50年了,地址都变了,不可能的事啊!”

尽管嘴里是这样说的,但是当他没事的时候看到那本《全军第二次作战会议记录》时,也感触颇深,他买下的那5份烈属证的主人正是来自抗美援朝战争中最著名的军队——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。

彭德怀称38军为“万岁军”,那是因为在第二次战役中,38军通过艰苦卓绝的方式取得了战争的胜利。

作家魏巍就是以38军113师335团的战斗事迹为主,写下了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的文章,感动无数中国人。

而这支英雄部队就驻防在保定,他怎么能把这些烈属证私自留存下来呢?

想到这里,有一天,李红旗对父亲说:“爸,我想明白了,这些烈属证,我一定会物归原主的,怎么也得让这些为国捐躯的烈士‘回家’!”

父亲对儿子能够有如此举动十分欣慰,事实证明,他们把这个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,这个任务让李红旗整整忙碌了13年。

李红旗将5分烈属证的内容整理出来,分别是:

陈玉山,河北省磄河县二区铁佛堂村人,1950 年 12 月 31 日在突破“三八线”的战斗中牺牲,34岁,家属陈玉清。

吕奎才,河北省北京市人,1950年12月1日在第三次战役中牺牲,22 岁,家属吕邦俊。

李金树,河北省天津市满楼区张窝管村人,1951年2月9日在584高地战斗中牺牲,24岁,家属李同玉。

周明星,四川省中贤县五燕区狮子村人,1951年2月在杨子山战斗中牺牲,25岁,家属周明发。

陈武昌,广东省阳会县人,1951年2月在584高地战斗中牺牲,23岁,家属陈王氏。

在梳理完信息后,李红旗认为同属于河北省的陈玉山烈士似乎更好找一点。

陈玉山烈士的地址是河北磄河县二区铁佛堂村,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地方,于是他把电话打到了河北省地名办,对方却说没有磄河县这个地方。

当时李红旗以为地名办搪塞他,于是就要了对方的传真号,把烈属证的复印件发了过去,也没有得到消息,李红旗不断打电话过去,以至于那边一听到李红旗的声音就直接挂断了电话。

有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李红旗:“真不是他们不找,建国前后那段时间,河北地名管理特别混乱,有的地方前后改好几个名字,真找不到。”

后来李红旗除了在家种地外,不忙的时候就出去跑运输,打零工,接触的人多了,就到处打听,却从来没有听人说过河北曾经有过磄河这个地名。

但是在无意中发现,保定市有一条河叫唐河,归属于唐县,于是他立刻打电话给唐县的民政局,询问以前唐县是否叫磄河县,得到的答复是,唐县从来没有叫过磄河县。

这一找就是6年,一点线索也没有,一直到2003年,当李红旗一位在北京的亲戚得知此事后,建议他到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去打听一下,可是就连军事博物馆的专家也没有搞清楚磄河县在哪里。

但是通过烈属证上的内容,专家认为这位牺牲的陈玉山烈士应该立过不少功劳,如果烈属证不送到家里,家属肯定不知道烈士的事迹,也享受不到烈属应该有的待遇,也鼓励李红旗继续找下去。

本来李红旗已经心灰意冷,不打算再找下去了,但是听了专家的话后,他立马来了精神,又找了四年,在2007年7月的一天,有一位在北京做生意的朋友告诉他,他做生意的时候听过河北香河县有个铁佛唐村。

这是一条重要的线索,香河县与磄河县只有一字之差,而村子又是同名,很可能就是这里,通过一番查询,李红旗查到铁佛堂村一个小学的电话,才与铁佛堂村联系上,然后告诉对方,自己正在寻找陈玉山烈士的家属,家属的名字叫陈玉清。

很快,李红旗就接到了陈玉清的电话,陈玉清是陈玉山的弟弟,当时已经70多岁了,如果不是李红旗及时找到他,他可能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的哥哥的下落。

很快,李红旗就带着烈属证,亲自去了香河县铁佛堂村,把证书当面交给了陈玉清老人,从陈玉清老人那里,李红旗才知道烈士陈玉山的一些事迹。

在哥哥陈玉山十几岁的时候,有一次跟父亲吵架,赌气离家出走,就了无音讯了,父亲一直在等着儿子回家,直到1978年临终的时候也没有等到。

在父亲咽气的时候,嘴里还叨叨着陈玉山是个逆子,假如他要是早点知道儿子是为了保卫国家奉献了生命,大概这位老父亲也会感觉到骄傲吧!

陈玉清带着哥哥的烈属证来到父母的坟前,大哭着说:“爹啊!我哥不是逆子啊!他是抗美援朝的英雄啊!”

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一阵轰动,当地政府得知陈玉山的事情后,民政局的领导赶到陈玉清的家里,按照烈属的政策,给陈玉清分了2000斤小米。

通过这一张烈属证,让李红旗看到了证书背后的故事,那一刻,他感受到这份证书并不单薄,他再次鼓起勇气去寻找另外四位烈士家属。

一个同省份的烈士,耗费了他将近10年的时间,而那些不同省份的烈士,还要耗费多少个10年呢?

李红旗并没有多想,他认为交通条件改善了,信息渠道通畅了,找人应该更容易了。

李红旗找烈属陈玉清的事上了报纸,让李红旗小有名气了一把,于是他想到用媒体去寻找其他四位烈士。

在媒体的帮助下,在一年后,李红旗就找到了吕奎才的家属。

吕奎才家的亲戚在《北京青年报》上见到报纸上写着吕奎才的家属吕邦俊的名字后,当即告诉了吕奎才的嫂子邓淑清,邓淑清却有点不敢相信。

她的公公确实叫吕邦俊,只不过已经离世,但是她记得自己的小叔子并不叫吕奎才,原来,邓淑清嫁到吕家的时候,小叔子吕奎才已经被国民党抓了壮丁,此后只有书信往来。

为了搞清楚这件事,邓淑清还找到老邻居和旧亲戚去询问小叔子以前都用过什么名字,大家都回忆说,她小叔子好像就叫“吕金财”,并不叫“吕奎才”。

如果要是错了一个字还有情可原,可是这里有两个字都对不上,难免让人心里发虚,邓淑清可不敢随便领这个烈属的身份,假如要是认错了,那出的就不是一般的洋相了。

从吕奎才的年龄、烈属吕邦俊,以及地址上来判断应该就是邓淑清的小叔子,但是这不是一个小事,只要有一点含糊不清的地方,就不能随便认,此事一度变得复杂起来,于是只好搁置起来。

然而邓淑清后来在收拾家时,无意间发现墙壁缝隙中有一个包裹,包裹里面有两张军属证,正是他的小叔子的。

打开来看时,第一张军属证是军部在1950年8月12日签发的,名字是“吕金财”,第二张军属证则是上级单位在1950年8月29日签发的,名字是“吕敬财”。

两张军属证的名字都不一样,再加上李红旗手里的烈属证,一下子有了三份不同名字的证书。

李红旗推断,很可能是写错了名字,他的真名应该就是“吕金财”,但是因为口音等缘故,在上级单位签发军属证时就写成了“吕敬财”。

而发放烈属证的应该是军部发的,将“吕金财”误写成了“吕奎才”,不管什么原因导致写错的,其他的信息都能够对得上。

邓淑清又找了亲戚朋友了解小叔子的事情,才知道小叔子在北平解放的三天前被国民党抓了壮丁,后来家里收到军属证才知道他已经参加了解放军,并跟着部队到了东北,但是此后就没有了消息,邓淑清的公公婆婆也多方打探,一直没有得到消息,只知道吕金财已经牺牲了,但是不知道在哪牺牲的,因何牺牲的。

在李红旗送来烈属证时,才知道,吕金财是在1950年12月1日的第三次战役中牺牲,年仅22 岁。

尽管邓淑清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小叔子,但是也感觉到十分亲切,说金财给家里争光了。

在2009年,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位编导的帮助下,李红旗很快开始寻找天津籍李金树烈士的家属。

李金树烈士的家庭地址为河北省天津市满楼区张窝管村,家属名字为:李同玉。

尽管很容易辨别天津市后来早已不属于河北管辖,但是找遍了满楼区也没有找到李同玉的人,即使在公安的介入下,依然没有消息。

后来当地报社报道此事后,有一位读者提供消息称,潘楼村有一个老头叫李金树,他的父亲叫李同玉,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?

得到这个消息让李红旗感觉到十分诧异,难道李金树没有死?那么,这个烈属证又是怎么回事呢?

带着疑问,李红旗立即前往潘楼村,见到了李金树老人,向他打探李同玉的事情。

这才弄清楚,原来活着的李金树是李金树烈士的弟弟,他哥哥当兵去了后,就了无音讯,李红旗也搞明白了,他们家的地址是“张窝乡管辖的潘楼村”,并不是“满楼区张窝管村”。

之所以同名是因为小时候家里穷,大家只有小名没有大名,老大叫大柱、老二叫二柱、老三叫三柱,自己叫李金树是上夜校的时候老师给取的,他却并不知道,哥哥在部队后来也起名叫李金树,导致重名了。

在老人的介绍下,李红旗才知道他们家当时有多贫困,因为吃不饱饭,父亲只好把三弟以两袋棒子面的价格卖了,从此下落不明,母亲外出要饭的时候死在外面。

大哥为了给家里寻一条活路,顶替邻村的一名男子加入了国民党的部队,换来1000斤棒子面,这才养活了一家人。

现在,终于知道了大哥后来杳无音讯是因为参加了解放军,并牺牲在了朝鲜战场,做了对国家有贡献的人。

在送完陈玉山、吕奎才、李金树三位烈士的证书后,李红旗开始着手寻找第四位烈士的家属。

然而前面三位还好找一点,都是河北、北京、天津的,距离保定都不太远,而剩下的两位一位在四川,一位在广东。

经过思考后,他决定先找在四川的周明星的烈属,周明星牺牲的时候只有25岁,地址是四川省中贤县五燕区狮子村,烈属的姓名是周明发。

因为李红旗已经成了名人,在提出要到四川去找烈属的时候,成都有一家媒体联系到李红旗,答应给李红旗补贴路费,于是李红旗带着2000块钱上路了。

可是一路颠簸从保定赶到成都后,却从这家媒体那里得到答复说,赞助没戏了。

当时李红旗有点生气,但是也没有办法,只好给当地其他电视台打电话,寻求帮助,很快《平安成都》栏目得知李红旗的事情后,来联系李红旗,不但答应支付路费及住宿费,还给做独家报道。

在《平安成都》记者的帮助下,李红旗找到了当地档案局却没有找到地名,但是在公安局同志的帮助下,找到了在重庆的三名叫周明发的人。

于是他挨个拜访,并说了自己寻找烈属的事情,第一位周明发很明显不是他要找的人,他一度以为第二位周明发就是周明星的家属。

这是一位退伍老军人,并且也在38军服役过,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,当时参军的时候,因为不能确定参军者的年龄,便以体重为标准,只有体重超过80斤的才算合格。

这个周明发当时年纪还小,根本不够80斤,为了顺利参军,在称体重的时候,特意在鞋底藏了石块,才勉强达标。

他参加了上甘岭战斗,在这场残酷的战斗中,整整坚持了7天,最终小周明发还是以顽强的战斗精神活了下来。

只不过他随着年龄的增长,越来越想念以前的那些战友,在战场上有一次轮到小周明发去打水了,但是副班长看他小,便自己去了,却被敌人打死了,他时常愧疚,如果不是副班长顶替自己去打水,也许那个倒下的战士就是他了。

听完这位老人讲述的故事,他更明白自己身上担子的重要性了,把烈属证送回家,也是把那种不屈不挠地革命精神传递下去啊!

直到找到第三个周明发时,才确定他就是牺牲烈士周明星的哥哥。

当李红旗找到老人时,老人已经81岁了,身体也快不行了,耳朵几乎已经听不清了。

李红旗费了很大的劲把周明星的事情讲了之后,老人才慢慢地说:“周明星是我弟弟,解放前出去当兵,一直没消息。”

当李红旗拿出烈属证时,眼神不太好的周明发费了很大的劲才看清,看到弟弟的名字,眼睛开始湿润了,一晃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,分别时弟弟还是一个小伙,样子早已在记忆中模糊了。

在找到四位烈士家属后,李红旗的手里,只剩下最后一张烈属证了,根据上面的信息显示,这位烈士叫陈武昌,牺牲时23岁,地址是广东省阳会县,家属姓名是陈王氏。

这就比较难找了,相比于其他四位烈士的地址来说,陈武昌烈士的地址只到县一级,广东却并没有叫“阳会县”的地方,名字相近的城市只有惠阳市,而惠阳所辖的县里面,又都带“阳”字,这无疑更增加了难度,从地址来找,应该是行不通了。

以往找烈属的时候,如果地址不正确,李红旗就会从烈属姓名上入手,但是陈武昌的家属姓名只有一个陈王氏,很模糊。

根据李红旗的推测,陈武昌去世的时候只有23岁,可能并未成婚,而陈王氏很可能是旧社会的女性,应该是她的母亲,旧社会时,女性地位低,甚至会没有名字,在嫁人之前用父姓为王氏,嫁给陈家后,冠上父姓就是陈王氏。

从年龄上推测,陈王氏的母亲很可能已经不在世了,而陈武昌没有留其他人的名字,说明他生前可能只与老母亲相依为命。

李红旗也曾尝试寻找,但是却一点线索也没有找到,最后也只得放弃了,毕竟他也是一个普通的家庭,在寻找烈属的过程中,他前后花费了两三万块钱。

如何处置陈武昌的烈属证呢?当时有人曾愿意以高价买他手上的烈属证,但是却被他拒绝了,他认为烈属证的价值远远不是价钱能够衡量的,他打算再努努力去寻找一次,实在找不到的话,就只好捐给博物馆,即使找不到烈属,也能让更多的人看到陈武昌烈士的事迹,也算让这张烈属证去了他应该去的地方。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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